经历几个世纪的纠缠不清，跨国公司的国界问题仍然存在较多暧昧和复杂。19世纪大量的国际商业都是世界性的。进入20世纪，世界性资本主义逐渐被更清晰的国家身份取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各国子公司体现出更强的地方色彩，公司的国界再次淡化

　　Geoffrey G. Jones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

　　翻译 董姗姗

　　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生产和技术创新等核心功能的国际化分布、一些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雇佣更多的员工并能销售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事实都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促使“无国界的世界”这一名词的诞生。

　　20世纪中期，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有着清晰的国界，勿庸置疑母国经济掌握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代的跨国公司已有所不同，核心公司不再负责大批量生产的规划和实施，它们就象房屋的正墙，其后聚集了一群分散的公司系统来完成分散在全球的生产环节，公司的国界逐渐淡化。

　　经济学家和律师眼中的公司国界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跨国公司理论就是以国家为出发点，把跨国公司与起源国紧密联系在一起。1960年麻省理工的Stephen Hymer发表的论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不再只是资本套利者，而是牵扯了整套资源转移的外商直接投资，并强调了公司国籍的重要性。Hymer认为跨国公司需要具备某种“优势”才能在陌生的外国市场环境中经营和参与竞争，要是不存在关税壁垒之类的障碍，它们更愿意选择从事出口贸易。相对于本土竞争者，外国企业需要具备“专属优势”，这些优势依赖于它的管理、技术、营销能力和资金背景。根据约翰?邓宁的折衷理论，一个公司可以同时拥有“公司优势”和“国家优势”，后者取决于公司的母国。因此，德国跨国公司在化学和制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被归因于德国的科技教育系统。

　　当众多经济学家努力思索国界对于跨国公司是否重要时，律师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公司国籍的考察存在多种标准，在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国家法律系统中，注册地是国籍的主要考察标准，而在大多数受欧陆法系影响的民法系统中，是通过公司管理中心所在地来确定国籍。此外，律师有时会将公司股东所属国作为公司的国籍国，在战争时期或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通常会采用这种标准。公司高管所属国或公司大部分业务所处的国家也是一种可能的考察标准。但在国际法中，有关公司国籍的标准还很难统一。

　　历史长河中的跨国公司国界

　　现代跨国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果当前对1913年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估算是准确的，那么它大约占了1913年全球总产出的9%。这个比例随后逐渐下降，1980年只有4.8%左右，而后又显著上升，在2000年达到1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全球化程度不如从前，因为现今跨国公司的投资严重忽略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新兴市场，如中国、东南亚、巴西和墨西哥。

　　19世纪

　　企业的国界很模糊，大量国际商业活动不能用国家来归类；19世纪末期，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帝国对立升级，国家基础又变得重要

　　在19世纪，商业企业的国界含糊不清，对于大量的国际商业活动，很难用国家的概念将其归类。这种含糊不清源于那个时代的大量移民，人员和资本不断跨越国界流动。众多企业由外来移民创建，俄国的Nobel Oil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来自瑞典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在19世纪70年代定居俄国，他们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对俄国的石油产业进行了改革。这个诞生在俄国的公司由瑞典家族成员管理，但总部和决策中心都在俄国，不受瑞典母公司的控制。除了俄国，公司股权还由其他西欧国家持有，德国的银行是其最重要的国际股东。

　　19世纪服务业的国际商业活动中混沌问题更加明显。在拉丁美洲，贸易和金融活动主要掌握在那些“世界性资本家”手中，他们常被称为“英裔阿根廷人”或“德裔阿根廷人”。他们经常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所建立的贸易和金融平台为在拉美或其他地区大肆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投资提供了基础，因此对他们的这些投资很难确定国籍。亚洲的情况与拉美有所不同，那些背井离乡的商人很少能融合到东道国的经济中，但这些公司的国籍仍然不明晰。例如1865年诞生在亚洲的“英国”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其主要创始人是一个融了英国、美国、德国和印度的“国际混血”，而其第一任经理却是法国人。

　　在国际商业中，缺乏清晰的国籍身份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再是优势，但19世纪的含混不清在某些公司依然存在。公司国籍的不明确不只是由移民企业家引起的。在没有外汇管制的环境中，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寻求资金，这通常也导致公司的注册地、股东以及管理者的国籍各不相同。伦敦作为那个时代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外国公司会定期来此融资。例如，加拿大的Brazilian Traction公司在巴西的东南地区建立了大型的发电厂、自来水、燃气以及电话公司，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它控制了巴西60%的电力、75%的电话业务。Brazilian Traction的这些投资的驱动力来自一位美国工程师，公司的关键采购功能位于美国，总部位于多伦多，而大部分公司股票却在伦敦市场发行。根据不同的标准，这个公司可被界定为加拿大籍、英国籍或美国籍企业。

　　1912年作为英国公司成立的俄国General Oil公司，与Brazilian Traction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虽然表面上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但跟伦敦几乎没什么关系。公司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俄国圣彼得堡，由创建公司的两家俄国银行负责。之后在伦敦上市也只是为了提升公司在外国股票交易所的形象，必要时从国外吸引外国资本。这个案例揭示了将公司已发行股本作为FDI的测量指标导致当前对FDI的历史估算不够准确。使用这种方法，俄国General Oil公司可被视为一项英国的石油投资，但除了英国是其注册地外，事实上公司与英国几乎没任何关联。

　　与此类似的其他案例综合起来就对现有的FDI历史估算及说明的国家模式提出了质疑。1914年英国作为45%的全球FDI的来源国作用非凡。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量英国FDI由贸易公司承担，这些公司逐渐多元化，从贸易到资源开采和加工、基础建设等。这些多元化战略通过开设新的公司来实现，从事贸易的母公司通常只持有其少量股份。

　　英国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就是形成了“网络”形式的公司，其国籍确认取决于采用何种标准。那些英国贸易公司开设了在业务所在国注册的英国子公司。当地注册公司不在英国FDI的估算范围内，这些公司通常具有英国移民、“当地人”以及其他人的混合股权，但注册国标准并没有体现出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国籍，公司的最终控制来自于英国方面的关联而非股权。1914年后，这些由英国掌控却在当地注册的公司成为当地商业集团夺取控制权的工具，如果他们购买足够的股份并将股权集中起来，就能将英国管理者踢出局。20世纪60和70年代，诸如Sime Darby之类的英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控制权被当地利益集团购得；20世纪70和80年代，香港的英国公司也被当地中国人收购，如和记黄埔、会德丰洋行。在这些案例中，公司的注册国未有改变，但最终控制权的国籍却发生了转移。

　　在19世纪的欧洲，企业的国界同样存在大量不明确。欧洲混业银行在国际商业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19世纪，法国、比利时及其他欧洲银行通常与不同国家的合伙人共同持有许多外国工业企业的股份，结果导致这些企业的国籍变得非常不清晰。在挪威海德鲁公司的发展初期，法国Paribas银行给其带来的管理和金融影响不容小觑，虽然海德鲁公司拥有来自瑞典Wallenburg家族的投资，有些地区的公司业务由挪威人掌控，但从现代定义来看，它可被划归为法国在挪威的国际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国界确定的复杂性还源于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FDI被定义为跨越国界的资本流动，但实际上并非看似的这么简单。传统上跨国公司为了降低风险通常倾向于在邻近国家投资。但在19世纪的欧洲，德国、瑞士、法国等国家的大量投资的确符合“邻近”的概念，因为它们就在国界附近。极端的案例就是瑞士巴塞尔的那些染料公司，它们在德国Grenzach开设的工厂离德国边界仅一步之遥。同样，福特公司的第一家外国工厂也是开在底特律河另一岸的加拿大，与美国总部隔河相望。这些投资带来了疑问，究竟用“国家”的概念来分析它们合适，还是采用“地区”的概念更好？

　　20世纪

　　一战对企业国籍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开始伪装国籍或“移民”，20世纪末，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国家的影响依然强大

　　19世纪“世界性资本主义”的复杂性逐渐让位于更简单的结构。在这个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极其重要。当时，参战国都调查谁真正拥有在本国注册的公司，而那些听起来比较本土化的公司由谁真正控制。英国大型石油供应商之一?英国石油公司最后就被证实主要由德意志银行控制。各国都将这种外资公司没收，然后出售给本土企业。因此英国石油公司被卖给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1914年英国政府持有其51%的股份，1954年改名为英国石油公司)。

　　公司国籍新的重要性促使跨国公司出于政治或税收原因去改变自己的国籍，或对国籍进行伪装。1937年意大利的Pirelli公司成立了一个位于巴西的瑞士公司?Pirelli Holdings，到1940年Pirelli所有的海外业务都由其控制。Pirelli家族持有这个瑞士公司不到30%的股份，但却能对其进行管理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安排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协约国都承认Pirelli Holdings是瑞士公司，让其逃脱了被没收的命运。

　　许多跨国公司变成了“移民”公司，或根据公司注册地、经营地、股东的国籍来改变公司国籍。如英美烟草集团(BAT)于1902年由先前敌对竞争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合并而成，美国市场保留给了美国烟草公司，英国市场保留给帝国烟草公司，而新的英美烟草集团则瓜分了其他世界市场的烟草生产和销售。英美烟草集团在英国注册成立，但最初却由美方管理和控制。1911年，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美国烟草公司被强制分拆后，美方对英美烟草集团的影响力才逐渐减弱。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英国管理者和股东占据了统治地位，英美烟草集团成功地“移民”到英国，成为英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

　　一个反向的移民发生在1976年，澳新银行(ANZ Bank)从英国迁到了澳大利亚。澳新银行是19世纪建立的在英属殖民地运营的英国海外银行，它的董事会和总公司设在伦敦，并在此进行了大量国际银行业务，95% 的股东都是英国公民。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外汇管制成为澳新银行面临的难题。英国政府禁止银行在先令区外筹集资金或用先令投资，这阻碍了澳新银行在亚洲和美国拓展业务的野心。1976年，澳新银行决定迁往澳大利亚，解散了伦敦的董事会，在墨尔本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到1981年，澳新银行70%的股份由澳大利亚股东持有，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已成为纯粹的澳大利亚公司。

　　但在美国的跨国公司中，国籍问题仍不是十分明确。商业史学家米拉?威尔金斯在对美国跨国公司历史的研究中，描述了这些公司所经历过的组织形式。美国公司最早在国外投资的时候是“单中心”的组织结构，外国子公司就像一个车轮上的轮辐，而母公司就是轮毂，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非常紧密。外国子公司生产的产品通常与母公司的产品一致，并且在财务、技术和员工配备方面也存在一致性。

　　一战之后，威尔金斯所描述的“多中心”关系得到了发展，许多因素让美国的外国联属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贸易壁垒阻碍了产品零部件的进口，促进子公司自行生产各种产品并专注于当地市场。外汇管制、民族主义抬头以及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导致了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获得了更显著的本土特征，结果就是美国子公司越来越像本土公司的复制品。美国大公司为主要的海外市场开发与国内市场产品不同的新产品，他们的外国联属企业与本土竞争者日益相似，尤其是当经营控制权被转移给子公司时，管理的分权与生产的分权结伴而来。但是同类竞争的公司存在较大差别，通用汽车在欧洲的联属公司享有高度的自治，而福特汽车却是高度的集权。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变得非常独立，与美国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的关联逐渐减弱。公司内部交易的水平降低，它们开始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欧洲公司在这一点上表现更加明显，联合利华公司在1929年由英国Margrine Unie公司和荷兰Lever Brothers公司合并而成，成立之初它追求的是集权化管理，但在二战期间由于英国和被法西斯占领的荷兰处于对立状态，联合利华被强制分权，最后成为一个高度分权的公司，各国的子公司享有高度的自治。

　　20世纪60年代，当少数美国公司开始整合它们的北美和欧洲业务时，国外子公司的自治程度开始降低。1964年IBM的System/360大型电脑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进程，这种计算机要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就需要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协作。而在20世纪50年代，IBM的外国子公司很难被协调在一起。20年后，IBM在欧洲和北美建成了两个区域生产网络。欧洲跨国公司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却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联合利华还一直在努力建立欧洲子公司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美国公司创建了欧洲子公司的实体，但许多欧洲管理者如同他们的政治家一样，过度专注欧洲国家的差异，而不是市场的相似性。

　　越来越多跨国公司采用的全球一体化战略终结了联属公司的自治，也减少了跨国公司国界的模糊性。新的全球整合型公司将各项功能分布在最合适的地方，以实现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但国家影响对跨国公司来说依然强大。即使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大公司的普通股权广泛分布在不同国家，董事会成员构成依然青睐母国公民，董事和公司高管的国际化速度象冰河流动一样缓慢。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从1984到2006年，法国欧莱雅集团一直由英国人欧文?琼斯掌舵，在2005年索尼公司也任命了一位英国CEO。

　　一些公司通过收购组建了来自不同国家品牌的组合，例如法国欧莱雅集团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保持着显著的法国身份，当时它销售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欧莱雅、兰寇这种根源和精髓都根植法国的品牌。但在过去20年，欧莱雅集团收购了许多美国品牌，例如美发领域的Redken和Matrix、化妆品领域的美宝莲，因此它可以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选择体验美国和法国产品所体现出的不同美容理念。在新世纪，欧莱雅的品牌阵容中又加入了日本品牌?植村秀和中国品牌?羽西。

　　过去20年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公司的国界又变得模糊起来。但21世纪初期，在国际商业中公司的所有权、经营选址和地理位置仍然意义重大，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比以前更重要。技术的进步使得价值链的不同部分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公司可以拥有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品牌组合，但公司的国界变得不那么模糊，并且通常会对公司战略产生重大影响。